中午吃饭时，他去了机关食堂。
食堂在办公楼地下一层，能容纳两三百人同时就餐。
郑龙端著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听著周围的交谈声。
有议论案件的：“西纳州那个绑架案的嫌疑人画像出来了，发到各卡点了。”
有討论工作的：“下午要去財政厅跑项目经费，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
也有閒聊的：“你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解决了没？”
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构成省厅日常的底色。
郑龙慢慢吃著饭，忽然想起在天州公安局食堂的那些日子。
那时气氛要紧张得多，每个人脸上都写著疲惫和压力。
而这里，虽然也有工作压力，但整体节奏显得更平稳一些。
下午他去了法制总队。
总队长代宏达正在组织学习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人。
郑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等休息时才进去。
“郑厅长。”代宏达起身迎过来。
“学习会开得怎么样？”郑龙问。
“新解释变化挺大的，特別是证据排除规则这块。”代宏达递过来一份材料。
“我们整理了新旧条款对照表，准备下发到各市州指导办案。”
郑龙翻看著材料。
纸张上的条款密密麻麻，但他看得很仔细。
这些看似枯燥的法律条文，实际办案时可能就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
在天州办廖良案时，他就深刻体会过这一点。
每一个证据的合法性，每一条程序的规范性，都可能成为法庭上攻防的焦点。
“有没有组织市州法制骨干培训的计划？”他问。
“计划是下个月，分三批轮训。”代宏达说，“不过经费还没完全落实。”
“经费问题我来协调。”
郑龙说，“培训一定要搞，而且要搞扎实。现在新型犯罪多，办案要求高，基层民警的法律素养必须跟上。”
离开法制总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郑龙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去了指挥中心。
这里是省厅的“大脑”。
巨大的屏幕上显示著全省重点区域的实时监控画面，接警席位上坐著十几个值班员，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值班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名叫姜平，见到郑龙进来，立即起身报告。
“今天接警情况怎么样？”郑龙问。
“截止下午四点，全省共接报有效警情三千二百七十四起，其中刑事类三百二十一，治安类八百九十五，求助类一千四百二十，其他六百三十八。”
“重大警情三起，一起命案，两起群体性事件，都已经指派属地妥善处置。”
数据很清晰，处置也规范。
郑龙站在大屏幕前，看著那些跳动的光点。
每一个光点背后，都是一起正在发生的警情，都牵扯著具体的人和事。
而在这个房间里，值班员们必须用最冷静的判断，將这些警情分派到最合適的处置单位。
“压力大吗？”他问旁边一个年轻的值班员。
“还好，习惯了。”值班员笑了笑，“就是夜班的时候，遇到突发重大案件会比较紧张。得马上报告，调派警力，协调资源，一步都不能错。”
郑龙点点头。
他在天州时也经常半夜接到电话，知道那种从睡梦中惊醒、必须立即进入工作状態的感觉。
只是现在，他需要关注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省。
第四天，郑龙开始翻阅省厅的档案材料。
办公室副主任陆学友抱来了厚厚几摞文件，放在他办公桌上：“郑厅长，这是近三年的工作总结、专项报告和重大案件卷宗摘要。”
“您要的全部卷宗在档案室，需要的话我让人调过来。”
“先看这些。”郑龙说。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阅那些材料。
工作总结里有很多官话套话，但他能从中看出工作重点的变迁。
前年主抓扫黑除恶“回头看”，去年重点整治电信诈骗，今年开始推进智慧警务建设。
专项报告更具体些。
边境管控、毒品查缉、经济犯罪侦查、网络安全管理……每个领域都有成堆的问题和挑战。
天南省边境线长，民族地区多，经济欠发达区域面积大，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公安工作的复杂性。
重大案件卷宗摘要让他看得更仔细。
一桩跨省贩毒案，主犯抓了，但上线在境外，线索断了。
一起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几十亿，受害人遍布全国，善后工作做了两年还没完全结束。
还有几起陈年命案，嫌疑人身份明確，但一直潜逃在外，抓捕难度极大。
郑龙用红笔在几个案件旁边做了標记。
下午三点多，陆学友敲门进来，端著一杯茶：“郑厅长，休息一下吧。看了快五个小时了。”
郑龙这才意识到眼睛有些酸涩。
他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是绿茶，温度刚好。
“陆主任，省厅现在积压的疑难案件有多少？”他问。
陆学友想了想：“卷宗在档案室、没结案的，大概有七十多起。其中公安部督办的三起，省厅自掛牌督办的十二起，其余是各市州上报请求协调的。”
“破案率呢？”
“去年全省命案破案率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破案率百分之八十九点七。数据在全国排中游水平。”
陆学友显然对这些数字很熟悉，“但积压的这些案子，都是硬骨头。有的证据不足，有的嫌疑人身份不明，有的涉及跨省甚至跨境，协调难度大。”
郑龙沉默了一会儿。
他在天州时，主要精力放在扫黑除恶和打掉保护伞上，对全省层面的案件情况了解不多。
现在看来，省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几起大案，而是一个庞大的、持续运转的系统。
这个系统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警情，要指导协调十几个市州的工作，还要应对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各种压力。
“明天我去档案室看看。”他说。
第五天上午，郑龙出现在了省厅档案室。
档案室在地下二层，空间很大，一排排密集架延伸到深处。
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民警，戴著老花镜，见到郑龙时有些惊讶。
“郑厅长，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食堂在办公楼地下一层，能容纳两三百人同时就餐。
郑龙端著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听著周围的交谈声。
有议论案件的：“西纳州那个绑架案的嫌疑人画像出来了，发到各卡点了。”
有討论工作的：“下午要去財政厅跑项目经费，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
也有閒聊的：“你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解决了没？”
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构成省厅日常的底色。
郑龙慢慢吃著饭，忽然想起在天州公安局食堂的那些日子。
那时气氛要紧张得多，每个人脸上都写著疲惫和压力。
而这里，虽然也有工作压力，但整体节奏显得更平稳一些。
下午他去了法制总队。
总队长代宏达正在组织学习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人。
郑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等休息时才进去。
“郑厅长。”代宏达起身迎过来。
“学习会开得怎么样？”郑龙问。
“新解释变化挺大的，特別是证据排除规则这块。”代宏达递过来一份材料。
“我们整理了新旧条款对照表，准备下发到各市州指导办案。”
郑龙翻看著材料。
纸张上的条款密密麻麻，但他看得很仔细。
这些看似枯燥的法律条文，实际办案时可能就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
在天州办廖良案时，他就深刻体会过这一点。
每一个证据的合法性，每一条程序的规范性，都可能成为法庭上攻防的焦点。
“有没有组织市州法制骨干培训的计划？”他问。
“计划是下个月，分三批轮训。”代宏达说，“不过经费还没完全落实。”
“经费问题我来协调。”
郑龙说，“培训一定要搞，而且要搞扎实。现在新型犯罪多，办案要求高，基层民警的法律素养必须跟上。”
离开法制总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郑龙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去了指挥中心。
这里是省厅的“大脑”。
巨大的屏幕上显示著全省重点区域的实时监控画面，接警席位上坐著十几个值班员，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值班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名叫姜平，见到郑龙进来，立即起身报告。
“今天接警情况怎么样？”郑龙问。
“截止下午四点，全省共接报有效警情三千二百七十四起，其中刑事类三百二十一，治安类八百九十五，求助类一千四百二十，其他六百三十八。”
“重大警情三起，一起命案，两起群体性事件，都已经指派属地妥善处置。”
数据很清晰，处置也规范。
郑龙站在大屏幕前，看著那些跳动的光点。
每一个光点背后，都是一起正在发生的警情，都牵扯著具体的人和事。
而在这个房间里，值班员们必须用最冷静的判断，將这些警情分派到最合適的处置单位。
“压力大吗？”他问旁边一个年轻的值班员。
“还好，习惯了。”值班员笑了笑，“就是夜班的时候，遇到突发重大案件会比较紧张。得马上报告，调派警力，协调资源，一步都不能错。”
郑龙点点头。
他在天州时也经常半夜接到电话，知道那种从睡梦中惊醒、必须立即进入工作状態的感觉。
只是现在，他需要关注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省。
第四天，郑龙开始翻阅省厅的档案材料。
办公室副主任陆学友抱来了厚厚几摞文件，放在他办公桌上：“郑厅长，这是近三年的工作总结、专项报告和重大案件卷宗摘要。”
“您要的全部卷宗在档案室，需要的话我让人调过来。”
“先看这些。”郑龙说。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阅那些材料。
工作总结里有很多官话套话，但他能从中看出工作重点的变迁。
前年主抓扫黑除恶“回头看”，去年重点整治电信诈骗，今年开始推进智慧警务建设。
专项报告更具体些。
边境管控、毒品查缉、经济犯罪侦查、网络安全管理……每个领域都有成堆的问题和挑战。
天南省边境线长，民族地区多，经济欠发达区域面积大，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公安工作的复杂性。
重大案件卷宗摘要让他看得更仔细。
一桩跨省贩毒案，主犯抓了，但上线在境外，线索断了。
一起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几十亿，受害人遍布全国，善后工作做了两年还没完全结束。
还有几起陈年命案，嫌疑人身份明確，但一直潜逃在外，抓捕难度极大。
郑龙用红笔在几个案件旁边做了標记。
下午三点多，陆学友敲门进来，端著一杯茶：“郑厅长，休息一下吧。看了快五个小时了。”
郑龙这才意识到眼睛有些酸涩。
他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是绿茶，温度刚好。
“陆主任，省厅现在积压的疑难案件有多少？”他问。
陆学友想了想：“卷宗在档案室、没结案的，大概有七十多起。其中公安部督办的三起，省厅自掛牌督办的十二起，其余是各市州上报请求协调的。”
“破案率呢？”
“去年全省命案破案率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破案率百分之八十九点七。数据在全国排中游水平。”
陆学友显然对这些数字很熟悉，“但积压的这些案子，都是硬骨头。有的证据不足，有的嫌疑人身份不明，有的涉及跨省甚至跨境，协调难度大。”
郑龙沉默了一会儿。
他在天州时，主要精力放在扫黑除恶和打掉保护伞上，对全省层面的案件情况了解不多。
现在看来，省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几起大案，而是一个庞大的、持续运转的系统。
这个系统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警情，要指导协调十几个市州的工作，还要应对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各种压力。
“明天我去档案室看看。”他说。
第五天上午，郑龙出现在了省厅档案室。
档案室在地下二层，空间很大，一排排密集架延伸到深处。
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民警，戴著老花镜，见到郑龙时有些惊讶。
“郑厅长，您怎么到这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