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我来做你的双手”她说著。
    与那黑夜格格不入的目光坦然的安放在了沈既白的身上。
    可那几个字——说的轻巧的,可却也是极重的。
    一本小说,十几万字,每天晚上口述、记录、修改、誊抄——他是曾经当过网文作家的,知道那是多大的工作。
    何况她白天上三门课——解剖学、国文、德语——回来还要伺候一个病號,如今再加上这一桩……
    她那副瘦成竹竿的身板撑得住么?
    他想。
    於是转过身面对她,可看著她那坦诚的眼睛,那將將出口的话语却再也出不来的。
    这个女人做事有一种极笨的韧性,决定了的东西,便不会再改的。
    所以,还是写罢。
    那么,写什么呢?
    他躺在那里,盯著头顶的木板,脑子里翻腾著无数个念头。
    要挣钱,太容易了。
    他甚至想到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可能——把那些后世的漫画故事改写成小说。
    什么忍者的传奇,什么海贼的冒险,什么灵魂猎手的廝杀——那些东西放在二十一世纪的日本都能卖到天文数字,搬到一九零零年来,换一层皮,改一套话术,印成连载的册子,贩夫走卒都爱看——
    钱是不愁的。
    可他没有动这个心思。
    向来如此的。
    上辈子他要是想挣钱,浙大毕业去做金融、去做网际网路,哪一条路不比读歷史来钱快?他偏偏读了歷史,又偏偏修了中文——
    他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向钱看的人。
    况且——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让人看得痛快,却改不了人的脑子。
    看完了热闹,合上书,该喊“天皇万岁”的还是喊,该往战场上冲的还是冲,什么也没变。
    他要写的不是那种东西。
    他要写的东西,得是亲近的,温和的,人人看得懂的——街头卖豆腐的老太太能看,学堂里十七八岁的姑娘能看,连芥川龙一那间小麵馆里的食客,端著碗蹲在门槛上也能看。
    但看进去之后,得扎人。
    不是明晃晃的、一刀捅进去的那种。
    得是另一种——
    温吞的,缓慢的,不知不觉的。
    你读著读著,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被碰了一下,但你说不清楚被碰的是哪里,也说不清楚那一下是疼还是痒——
    可等你合上书,再走到街上,再看到那些徵兵的告示,再听到那些“忠君报国”的口號,你忽然就觉得——
    哪里不对了。
    那便够了。
    沈既白如此想著,便觉著前路多了几分的明朗。
    但在动笔之前,他还需要確认一件事。
    “严九子。”
    他开口了,用的是她的名字,到显得格外的正式。
    藤野严九子正把被子拉到了胸口的位置,闻言微微一怔。
    “嗯?”
    “我问你一件事,你照实说。”
    她没答话,但身子往他这边转了转。
    “你对现在这些事——徵兵,打仗,满大街贴的那些告示——你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一落下来,那边安静了。
    安静了很久。
    久到沈既白几乎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她翻了一个身,面衝著他,那双没戴眼镜的眼在暗处眯缩著,半张脸埋在枕头里,只露出一只眼和半截鼻樑。
    “……哥哥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你先回答。”
    又是沉默。
    她把脸往枕头里埋了一些,那一只露在外面的眼闭了一下,又睁开。
    “我不喜欢。”
    她说著,极轻,极快的,甚至带著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似得。
    不过大抵也的確如此吧。
    在一九零零年的日本,说这几个字確实需要勇气。
    人潮向南,她独北。
    可却也印证了另一句话——
    真理向来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
    “你不喜欢什么?”沈既白追问著。
    她把脸从枕头里拔出来了一些,但还是没有完全抬起来。
    “都不喜欢。”
    “徵兵不喜欢、打仗不喜欢、那些告示也不喜欢。”
    她一句一顿地说著,每说一句都要停一下,好像在確认四周没有別人在听——虽然这间破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板壁之外只有风和发了霉的樱花瓣。
    “天皇陛下我是尊敬的——这一点我不说假话。可尊敬归尊敬,现在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样的。”
    “哪个样子?”
    她咬了一下嘴唇。
    “把人往死路上赶的样子。”
    这句话说完,她的身子又缩了一些,蜷得更紧了。
    沈既白没有接话。
    他等著。
    果然,她又开口了。
    这一回她的嗓子里多了一层什么东西——涩的,粗糙的,被压了太久的东西。
    “哥哥不记得了——你昏过去之前,学校里有一个学生……”
    她顿了一顿。
    “叫小田诚。”
    “他是我带的第一批学生里最用功的一个。別的学生上课打瞌睡、传纸条、趴在桌子上画小人儿,他从来不。我讲解剖,讲骨骼的构造、肌肉的走向、血管的分布,別人听得直皱眉——那些东西確实枯燥——可他听得入迷。”
    “下了课追到教员室来问我问题,问到別的老师都走光了他还不走。我说你回去吧,太晚了。他说先生再讲一点,就一点。”
    她的手在枕头上抠了一下。
    “他没有父亲。母亲在他十二岁那年病死了,是远房的亲戚凑了些钱把他送进学校的——可那些亲戚后来也不怎么管他了。学费常常交不上,冬天穿得单薄,手上的冻疮年年都有——我看著实在不忍心。”
    “就多照顾了他一些。”
    这个“多照顾了一些”说得轻描淡写的,但沈既白听得出来分量。
    “冬天的时候给他缝过棉衣,考试前帮他补过课,他的鞋底磨穿了,我替他拿到町上补——”
    她停了一停。
    “过年的时候,他没地方去。別的学生都回家了,学校里空荡荡的,就剩他一个人。我就把他叫到家里来,一起吃年夜饭。”
    “三年。”她说,似乎也对此觉得颇为骄傲著的“我教了他三年,看著他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毛头小子,变成了能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能在实验室里独立操刀的学生——我是高兴的。”
    可隨后,那话语便再度沉默下来了。
    “但第四年,徵兵令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