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需要党委坚定支持。”郑龙说，“当时天州市委市政府下了决心，常委会通过相关文件，纪委监督执行。”
“有两位副处级干部托人说情想留在机关，被市委书记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最后乖乖下去了。”
他说得平静，但另外三人都能想像当时的压力。
柳千稳点点头：“党委的坚强领导是关键。但公安工作不仅要解决內部管理问题，更要应对外部挑战。”
“我注意到郑厅长在天州打掉了几个涉黑涉恶团伙，还破获了稀土盗採大案。这些案件中，有没有遇到新型犯罪形態？”
这个问题触及了郑龙最核心的经歷。
他沉默了几秒，脑中闪过张强牺牲的画面、矿洞里暗藏的提纯设备、境外嫌疑人赵东明疯狂的眼神。
但他不能展开细节，尤其是涉及国安和未破案件的部分。
“新型犯罪往往与旧问题交织。”郑龙选择了一个相对概括的角度。
“比如稀土盗採案，表面上是非法採矿，背后却涉及走私、洗钱、职务犯罪，甚至可能关联到境外势力。”
“犯罪团伙的组织形態也在进化——他们不再像传统黑社会那样打打杀杀显山露水，而是以合法公司为外壳，用资本运作掩盖非法活动，用利益输送编织保护网。”
他停顿一下，补充道：“而且这类犯罪往往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国境的特点。”
“一个案子，可能牵涉多个省市，涉及矿產、金融、外贸等多个领域。公安机关如果还停留在『属地办案』『条块分割』的旧模式，很难打深打透。”
陈远舟深有同感：“我在江南也办过类似案件。一个跨境电信诈骗团伙，伺服器设在东南亚，话务窝点在西部某省，取款团伙在东北，涉案银行卡开遍全国。”
“我们协调了六个省市，光开协调会就花了两个月。等部署妥当，犯罪团伙早就转移了。”
方剑放下笔，揉了揉眉心：“这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了。”
“现在公安系统有『云端打击』『团圆系统』等全国性平台，但实际运用中，跨省协作依然存在壁垒。”
“数据共享不充分，管辖权限有爭议，办案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更不用说涉及境外的，还需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双边警务合作，周期更长。”
柳千稳突然问：“郑厅长，天州在打击跨区域犯罪方面，有没有尝试突破机制限制？”
郑龙想起了“雷霆行动”中全省联动的场景。
省公安厅、省国安厅、多个地市警方同步收网。
但那是在廖良、陈建平相继落马，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督办的特殊背景下实现的。
“我们有过一次全省联合行动。”郑龙斟酌著措辞。
“前提是省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成立高规格的专案指挥部，打破部门、地域界限统一指挥。效果很好，但毕竟是特事特办，难以常態化。”
他话锋一转：“不过在那次行动后，我们推动建立了天州与周边三市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
“每月召开视频联席会议，重大线索即时通报，紧急情况可先处置后补手续。运行半年，联合破获跨市案件三十一起，比以往同期提高两倍。”
“这个经验有价值。”陈远舟认真道，“区域协作可以作为全国一盘棋的过渡和补充。等几个区域机製成熟了，再推动更大范围的整合。”
討论渐入佳境。
方剑提到司法行政与公安的衔接问题：“现在社区矫正对象中，有相当比例是刑满释放人员或缓刑人员。”
“这些人回归社会后，公安的管控和司法行政的帮教如何形成合力？”
“我们调研发现，很多地方两家信息不通，公安掌握动態但不知矫正情况，司法行政进行帮教但不了解对象的社会交往。一旦再犯罪，往往措手不及。”
郑龙想起天州正在推行的“阳光回归”计划。
那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但他没有立即接话，想先听听其他人的看法。
柳千稳开口了：“这需要顶层设计。我建议在省级层面建立政法委牵头的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社、共青团等部门参加，信息共享，措施联动。辽安省去年试点这个模式，重新犯罪率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但联席会议容易流於形式。”方剑苦笑。
“我们省也有类似制度，开起会来各个部门都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但实际衔接还是各干各的。”
“关键要有硬约束，比如规定公安必须將重点人员动態信息每周推送司法行政，司法行政必须將矫正情况每月反馈公安，不落实的通报批评。”
郑龙这时才说话：“我们在天州做了一个尝试。”
“开发了一个信息平台，公安、司法、街道三方埠。”
“社区矫正对象每日通过手机app打卡匯报动態，司法行政人员在线记录帮教情况，辖区民警可隨时查看。”
“如果对象活动轨跡异常或未按时打卡，系统自动预警，三方同时接到通知。”
他顿了顿：“平台运行四个月，纳入管理的二百多名重点对象，无一人脱管漏管，无一人重新犯罪。当然，这只是初步尝试，还需要完善。”
陈远舟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好。技术手段可以弥补制度缝隙。不过推广起来，经费和人员培训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从中心城区试点，成熟后再扩大。”郑龙说，“经费確实紧张，但我们整合了『雪亮工程』『智慧司法』等现有项目的部分资源，没单独申请太多预算。”
话题从体制机制又转到技术应用。
方剑提到大数据在犯罪预测中的应用，柳千稳则强调技术不能替代人的作用。
再先进的系统，也需要民警的群眾工作和职业判断。
陈远舟分享了江南省利用人工智慧筛查涉毒人员社交网络动態的经验，但也坦言误报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实际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郑龙听著，脑中不断对比天州的实践。
他发现，每个省面临的问题有共性，但解决方案因地域、资源、领导风格而异。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只有因地制宜的创新。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一个半小时。
电热水壶里的水烧开了，陈远舟起身给大家添水。
茶叶在纸杯中舒展，清香瀰漫。
方剑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樑：“聊了这么多挑战，其实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
“队伍建设。公安工作最终靠人去做。但现在基层民警普遍反映压力大、任务重、风险高。”
“我调研过一个派出所，三十名民警，去年有七人因身体原因住院，其中三人確诊抑鬱症。这种状態下，怎么要求他们履职尽责？”
“有两位副处级干部托人说情想留在机关，被市委书记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最后乖乖下去了。”
他说得平静，但另外三人都能想像当时的压力。
柳千稳点点头：“党委的坚强领导是关键。但公安工作不仅要解决內部管理问题，更要应对外部挑战。”
“我注意到郑厅长在天州打掉了几个涉黑涉恶团伙，还破获了稀土盗採大案。这些案件中，有没有遇到新型犯罪形態？”
这个问题触及了郑龙最核心的经歷。
他沉默了几秒，脑中闪过张强牺牲的画面、矿洞里暗藏的提纯设备、境外嫌疑人赵东明疯狂的眼神。
但他不能展开细节，尤其是涉及国安和未破案件的部分。
“新型犯罪往往与旧问题交织。”郑龙选择了一个相对概括的角度。
“比如稀土盗採案，表面上是非法採矿，背后却涉及走私、洗钱、职务犯罪，甚至可能关联到境外势力。”
“犯罪团伙的组织形態也在进化——他们不再像传统黑社会那样打打杀杀显山露水，而是以合法公司为外壳，用资本运作掩盖非法活动，用利益输送编织保护网。”
他停顿一下，补充道：“而且这类犯罪往往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国境的特点。”
“一个案子，可能牵涉多个省市，涉及矿產、金融、外贸等多个领域。公安机关如果还停留在『属地办案』『条块分割』的旧模式，很难打深打透。”
陈远舟深有同感：“我在江南也办过类似案件。一个跨境电信诈骗团伙，伺服器设在东南亚，话务窝点在西部某省，取款团伙在东北，涉案银行卡开遍全国。”
“我们协调了六个省市，光开协调会就花了两个月。等部署妥当，犯罪团伙早就转移了。”
方剑放下笔，揉了揉眉心：“这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了。”
“现在公安系统有『云端打击』『团圆系统』等全国性平台，但实际运用中，跨省协作依然存在壁垒。”
“数据共享不充分，管辖权限有爭议，办案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更不用说涉及境外的，还需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双边警务合作，周期更长。”
柳千稳突然问：“郑厅长，天州在打击跨区域犯罪方面，有没有尝试突破机制限制？”
郑龙想起了“雷霆行动”中全省联动的场景。
省公安厅、省国安厅、多个地市警方同步收网。
但那是在廖良、陈建平相继落马，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督办的特殊背景下实现的。
“我们有过一次全省联合行动。”郑龙斟酌著措辞。
“前提是省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成立高规格的专案指挥部，打破部门、地域界限统一指挥。效果很好，但毕竟是特事特办，难以常態化。”
他话锋一转：“不过在那次行动后，我们推动建立了天州与周边三市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
“每月召开视频联席会议，重大线索即时通报，紧急情况可先处置后补手续。运行半年，联合破获跨市案件三十一起，比以往同期提高两倍。”
“这个经验有价值。”陈远舟认真道，“区域协作可以作为全国一盘棋的过渡和补充。等几个区域机製成熟了，再推动更大范围的整合。”
討论渐入佳境。
方剑提到司法行政与公安的衔接问题：“现在社区矫正对象中，有相当比例是刑满释放人员或缓刑人员。”
“这些人回归社会后，公安的管控和司法行政的帮教如何形成合力？”
“我们调研发现，很多地方两家信息不通，公安掌握动態但不知矫正情况，司法行政进行帮教但不了解对象的社会交往。一旦再犯罪，往往措手不及。”
郑龙想起天州正在推行的“阳光回归”计划。
那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但他没有立即接话，想先听听其他人的看法。
柳千稳开口了：“这需要顶层设计。我建议在省级层面建立政法委牵头的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社、共青团等部门参加，信息共享，措施联动。辽安省去年试点这个模式，重新犯罪率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但联席会议容易流於形式。”方剑苦笑。
“我们省也有类似制度，开起会来各个部门都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但实际衔接还是各干各的。”
“关键要有硬约束，比如规定公安必须將重点人员动態信息每周推送司法行政，司法行政必须將矫正情况每月反馈公安，不落实的通报批评。”
郑龙这时才说话：“我们在天州做了一个尝试。”
“开发了一个信息平台，公安、司法、街道三方埠。”
“社区矫正对象每日通过手机app打卡匯报动態，司法行政人员在线记录帮教情况，辖区民警可隨时查看。”
“如果对象活动轨跡异常或未按时打卡，系统自动预警，三方同时接到通知。”
他顿了顿：“平台运行四个月，纳入管理的二百多名重点对象，无一人脱管漏管，无一人重新犯罪。当然，这只是初步尝试，还需要完善。”
陈远舟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好。技术手段可以弥补制度缝隙。不过推广起来，经费和人员培训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从中心城区试点，成熟后再扩大。”郑龙说，“经费確实紧张，但我们整合了『雪亮工程』『智慧司法』等现有项目的部分资源，没单独申请太多预算。”
话题从体制机制又转到技术应用。
方剑提到大数据在犯罪预测中的应用，柳千稳则强调技术不能替代人的作用。
再先进的系统，也需要民警的群眾工作和职业判断。
陈远舟分享了江南省利用人工智慧筛查涉毒人员社交网络动態的经验，但也坦言误报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实际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郑龙听著，脑中不断对比天州的实践。
他发现，每个省面临的问题有共性，但解决方案因地域、资源、领导风格而异。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只有因地制宜的创新。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一个半小时。
电热水壶里的水烧开了，陈远舟起身给大家添水。
茶叶在纸杯中舒展，清香瀰漫。
方剑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樑：“聊了这么多挑战，其实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
“队伍建设。公安工作最终靠人去做。但现在基层民警普遍反映压力大、任务重、风险高。”
“我调研过一个派出所，三十名民警，去年有七人因身体原因住院，其中三人確诊抑鬱症。这种状態下，怎么要求他们履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