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铃。
继续响铃。
拨打，
响铃。
没有人接。
边检人员把听筒放下，皱了皱眉。
他翻开桌上那本登记簿的扉页，上面贴著一张塑封的电话號码錶。
他核对了一下號码，再拨了一次。
还是忙音。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拇指在听筒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是在催促一台不听话的机器。
他第四次拿起听筒，这次他按的是总机號码，这个號码通常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他把听筒紧紧压在耳朵上，侧过头，嘴唇微微张开，做好了隨时开口的准备。
嘟嘟嘟。嘟嘟嘟。
忙音。
总机也没有人接。
瘦高个边检人员缓缓放下听筒。
他的目光犀利，在调令、淦昌的脸和那部沉默的电话之间来回弹了两次。
然后他站起来，推开了身后的门。
门里是里屋，隱约能看到另一部电话和一张行军床。
他把门开著，走到里屋拿起那部电话，拨了同一个號码。还是忙音。他把听筒掛回去，又拿起来，拨了另一个號码，线路检修期间，所有经州电话局中转的远距离通讯全部中断，拨哪个號码都一样。
淦昌站在门口，能听见里屋传来的听筒搁回去的声响，沉闷而无力。
边检人员从里屋走出来，重新坐回办公桌前。
他把调令叠好，连同证件一起推了回去。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在系统里干了太多年的人，面对一台不会说话的电话时，唯一能做的事情。
淦昌把调令和证件收好，朝他点了点头。
然后他推开第三道检查站的门，走进了门外的冷风里。
身后那盏探照灯在他脚下投出一道长长的影子，越拉越长，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他口袋里那张空白的薄片，在他体温的烘烤下，始终是白的。
没有透光的必要了。
上面印著的所有路线、所有指令、所有应急预案，包括那条针对“调令抬头对不上”的应答方案，
全部由现代智囊团在十五分钟的紧急研討中逐一推演、逐一准备、逐一缩印在这张比雪花还轻的纤维素纸上。
他已经在出发前看过一遍，记在了脑子里，然后將薄片重新卷好，藏回了钢笔帽的夹层。
那支钢笔里装著今晚所有人智慧的备份，但它已经发挥出自己所有的作用了。
一步。
一步。
他默数著自己的脚步。
杜布纳的灯光在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像嵌在黑暗里的一粒扣子。
探照灯扫过铁丝网的光柱还在远处晃著，但他已经不在那束光能照到的地方了。
当杜布纳的灯光在身后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以下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
前方亮起了一盏暖黄色的灯。
一个穿中山装的人站在灯光下，身后是白樺林的边缘和一辆熄了引擎的黑色轿车。
他朝淦昌伸出手，掌心乾燥。
“淦昌同志。祖国来接你了。”
淦昌握住那只手的时候，忽然想起他在离开前销毁的那张纤维素纸。
纸上有路线，有指令，有应急预案，还有一行字。
那行字很小，微缩在文件的最末尾，几乎看不见，但他看见了。
六个字。
“同志，欢迎回家。”
他问那个穿中山装的人，这六个字是谁写的。
那人笑了笑，说，是一个离这里很远很远的人。远到你无法想像。但他一直在看著你，一直在等。
“他会知道我回来了吗？”
穿中山装的人没有回答。
他只是把车门拉开，做了个请的手势。
淦昌上了车。
车门关上的声音在冬夜里显得格外闷实，隔绝了外面的冷风。
他靠在座椅上，把大衣领子鬆了松，看向窗外逐步变化的风景。
轿车无声地滑入夜色，往东开去。
东方已经泛出了第一缕鱼肚白。
继续响铃。
拨打，
响铃。
没有人接。
边检人员把听筒放下，皱了皱眉。
他翻开桌上那本登记簿的扉页，上面贴著一张塑封的电话號码錶。
他核对了一下號码，再拨了一次。
还是忙音。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拇指在听筒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是在催促一台不听话的机器。
他第四次拿起听筒，这次他按的是总机號码，这个號码通常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他把听筒紧紧压在耳朵上，侧过头，嘴唇微微张开，做好了隨时开口的准备。
嘟嘟嘟。嘟嘟嘟。
忙音。
总机也没有人接。
瘦高个边检人员缓缓放下听筒。
他的目光犀利，在调令、淦昌的脸和那部沉默的电话之间来回弹了两次。
然后他站起来，推开了身后的门。
门里是里屋，隱约能看到另一部电话和一张行军床。
他把门开著，走到里屋拿起那部电话，拨了同一个號码。还是忙音。他把听筒掛回去，又拿起来，拨了另一个號码，线路检修期间，所有经州电话局中转的远距离通讯全部中断，拨哪个號码都一样。
淦昌站在门口，能听见里屋传来的听筒搁回去的声响，沉闷而无力。
边检人员从里屋走出来，重新坐回办公桌前。
他把调令叠好，连同证件一起推了回去。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在系统里干了太多年的人，面对一台不会说话的电话时，唯一能做的事情。
淦昌把调令和证件收好，朝他点了点头。
然后他推开第三道检查站的门，走进了门外的冷风里。
身后那盏探照灯在他脚下投出一道长长的影子，越拉越长，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他口袋里那张空白的薄片，在他体温的烘烤下，始终是白的。
没有透光的必要了。
上面印著的所有路线、所有指令、所有应急预案，包括那条针对“调令抬头对不上”的应答方案，
全部由现代智囊团在十五分钟的紧急研討中逐一推演、逐一准备、逐一缩印在这张比雪花还轻的纤维素纸上。
他已经在出发前看过一遍，记在了脑子里，然后將薄片重新卷好，藏回了钢笔帽的夹层。
那支钢笔里装著今晚所有人智慧的备份，但它已经发挥出自己所有的作用了。
一步。
一步。
他默数著自己的脚步。
杜布纳的灯光在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像嵌在黑暗里的一粒扣子。
探照灯扫过铁丝网的光柱还在远处晃著，但他已经不在那束光能照到的地方了。
当杜布纳的灯光在身后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以下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
前方亮起了一盏暖黄色的灯。
一个穿中山装的人站在灯光下，身后是白樺林的边缘和一辆熄了引擎的黑色轿车。
他朝淦昌伸出手，掌心乾燥。
“淦昌同志。祖国来接你了。”
淦昌握住那只手的时候，忽然想起他在离开前销毁的那张纤维素纸。
纸上有路线，有指令，有应急预案，还有一行字。
那行字很小，微缩在文件的最末尾，几乎看不见，但他看见了。
六个字。
“同志，欢迎回家。”
他问那个穿中山装的人，这六个字是谁写的。
那人笑了笑，说，是一个离这里很远很远的人。远到你无法想像。但他一直在看著你，一直在等。
“他会知道我回来了吗？”
穿中山装的人没有回答。
他只是把车门拉开，做了个请的手势。
淦昌上了车。
车门关上的声音在冬夜里显得格外闷实，隔绝了外面的冷风。
他靠在座椅上，把大衣领子鬆了松，看向窗外逐步变化的风景。
轿车无声地滑入夜色，往东开去。
东方已经泛出了第一缕鱼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