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了。”她捂住嘴。“你今天亲太多次了。明天再亲。明天我准备好了再亲。”
余志东看著她捂著嘴的样子，笑了。她捂嘴的动作跟上次不一样，上次是害羞，这次不是。这次是怕他再亲，怕自己再记不住，怕自己永远都记不住。她不是记不住，是太想记住了，太想记住每一个细节——他嘴唇的温度、角度、力度、时间长短、亲之前看了她多久、亲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想把这些都存起来，存到手机里、存到脑子里、存到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翻来覆去地听，翻来覆去地想，想到老，想到牙齿掉光，想到门牙之间那条缝变得很大很大，大到她一闭嘴就能咬到自己的舌头。她想跟他亲嘴亲到那个时候，亲到两个人都老了，亲到嘴唇都皱了，亲到什么都不记得了，但还记得对方嘴唇的温度，还记得年轻时在包子铺的那个晚上，灯光橘黄橘黄的，空调嗡嗡地响，墙上的掛钟滴答滴答地走，她捂著嘴，他看著她笑。
“刘甜甜。”
“嗯。”她捂著嘴，声音闷闷的。
“我明天还来。”
“嗯。”
“后天也来。”
“嗯。”
“大后天也来。”
“你说了每天都来。你说了好多次了。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会来。”
余志东看著她，她把手从嘴上拿下来，对著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跟之前所有的笑容都不一样——不是开心的笑，不是害羞的笑，不是“你来了”的笑，不是“你真的来了”的笑。那是一个人把心掏出来放在另一个人面前的、不怕被摔的、不怕被捏的、不怕被弄脏的、完全地、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不管以后会怎样的笑。
那是他一辈子都会记住的笑。
墙上的掛钟指向九点半。刘甜甜站起来，把椅子收到桌子底下，关了空调，关了灯。店里暗下来，只剩下门口招牌灯的光从玻璃窗照进来，橘黄色的，把她的侧脸照得很柔和。
“走吧。”她说。
余志东站起来，跟著她走到门口。她把捲帘门拉下来，哗啦一声，铁皮在地上弹了两下，停了。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锁了门，转过身，两个人站在桂花树下。
“你骑车慢点。”她说。
“好。”
“到了给我发消息。”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他没有走。她也没有走。两个人站在桂花树下，谁都没有动。晚风吹过来，桂花从树上落下来几朵，落在地上，落在她头髮上，落在他肩膀上。
“你怎么还不走？”她问。
“你怎么还不进去？”
“我想看著你走。”
“我想看著你进去。”
刘甜甜看著他，忽然笑了，笑得弯下了腰，笑得用手撑著膝盖，笑得马尾从肩膀上滑下来垂在脸旁边。她笑够了直起身子，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眼泪。
“余志东，我们这样要到什么时候？”
“到你先进去为止。”
“我不先进去。你先走。”
“你不进去我不走。”
她咬著嘴唇看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踮起脚尖在他嘴唇上飞快地碰了一下，转身拉开门帘，推开里面的门，闪了进去。门帘在身后晃了晃，慢慢地停下来，不动了。
余志东站在桂花树下，看著那扇关上的门。门上的招牌灯还亮著，“老刘包子铺”五个字在夜里发著光，红色的，暖暖的，像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的时候，心里亮著的那盏灯。
他骑上车，慢慢地往回骑。夜风凉凉的，桂花香一阵一阵的，手腕上的粉色发绳在路灯下一闪一闪的。
手机震了。他没有停下车看，他知道是她发的。她一定说“到了吗”，一定说“骑慢点”，一定说“晚安”，一定说“志东，我刚才又没记住”。他知道她会说这些，就像她知道他每天都会来一样。有些事不需要確认，有些人不需要问，有些答案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在他第一次走进老刘包子铺的那天，在她在晚霞里踮起脚尖碰了一下他嘴唇的那天，在他说“你在哪我就在哪”的那天。答案一直在那里，像秋天的桂花树，不管你看不看得到它开花，它都在那里，不管你闻不闻得到它的香，它都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周日的早晨，余志东醒得很早。天还没亮透，窗外灰濛濛的，梧桐树的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晃。他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天花板，拿起手机，没有新消息。刘甜甜应该还在睡。他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打了一行字：“今天降温，多穿点。回黄云县冷。”发出去之后他起床洗漱，收拾了一个背包，装了一件外套、一瓶水、一把伞。
手机震了。刘甜甜回的消息：“醒了。早就醒了，醒了好久了。你猜我为什么醒这么早？”
“为什么？”
“激动的。做梦梦到回黄云县，梦到那个老房子，梦到我小时候在院子里跳皮筋。醒了就睡不著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等天亮。”
“那起床吧。我在包子铺门口等你。”
“你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煮碗面。”
“好。”
余志东骑上车，晨风灌进领口，凉颼颼的。街上人不多，只有早起锻炼的老人在路边打太极，动作很慢，慢到像一帧一帧在放的、卡了带的旧影片。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车轮碾过去，沙沙的，像踩碎了一地的、干透了的、一碰就碎的蝉蜕。
到包子铺的时候，门帘掀著，刘甜甜站在门口，穿著一件奶白色的针织开衫，里面是一件深棕色的打底，头髮扎成低马尾，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帆布鞋。她看到余志东骑车过来，没有笑，但眼睛亮了。
“进来，面快好了。”
余志东锁好车，跟著她走进去。后厨的灶台上，一只小锅咕嘟咕嘟地冒著热气，锅盖被蒸汽顶著，一跳一跳的，像一颗急不可耐的、想看看外面世界的、被关在锅里的心。刘甜甜揭开锅盖，蒸汽腾地涌上来，模糊了她的脸。她用筷子搅了搅面，关火，把面捞进碗里，浇上酱油汤，撒了一把葱花，又从旁边的碟子里夹了两块红烧肉放在面上。
“吃吧。”她把碗端到桌上，在他对面坐下来。
面很烫。余志东吹了吹，吃了一口。麵条是刘甜甜自己手擀的，比买来的粗一点，不太均匀，但很筋道。汤头是酱油和猪油调的，简简单单的，但香。红烧肉是昨天剩的，在冰箱里放了一夜，油脂凝固了，热过之后又化开了，肥的部分入口即化，瘦的部分一丝一丝的，嚼起来很香。
“好吃吗？”她问。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
“你没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刘甜甜撑著下巴看他吃，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把他嘴角的一小块葱花擦掉了。她的手指在他嘴角停留了不到半秒，快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他感觉到了——她指尖的温度，比葱花烫。
吃完面，刘甜甜去后厨跟刘母说了几句话。余志东听到刘母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多穿点，那边冷。东西收拾好了就回来，別磨蹭。到了给你妈打个电话。”刘甜甜“嗯嗯”地应著，背著包走出来。
“走吧。”她说。
大巴站在黄云县老城区的边缘，离包子铺大概两公里。他们走到车站的时候，一辆去黄云县的大巴正要发车，售票员站在车门旁边扯著嗓子喊“黄云黄云，走了走了”。刘甜甜拉著余志东跑了两步，上了车，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大巴晃晃悠悠地开出站，上了国道。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矮楼，从矮楼变成农田。十一月的田里没什么庄稼，大部分都收了，只剩下一片一片的、黄褐色的、被翻过的土地，偶尔能看到几块没拔乾净的白菜地，绿油油的，在一片枯黄里显得格外扎眼。
刘甜甜靠在余志东肩膀上，看著窗外。
“志东。”
“嗯。”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什么吗？”
“怕什么？”
“怕坐大巴。小时候我妈带我回姥姥家，坐这种大巴，车上人很多，很挤，味道很难闻，我每次都晕车。我妈让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打开，风吹进来，好一点，但还是晕。后来她给我买了一种糖，薄荷糖，含著就不晕了。你看，就是这种。”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盒，打开，里面是几粒白色的薄荷糖，圆圆的，像一颗一颗的小药丸。她拿了一粒含在嘴里，把铁盒递给他。
余志东也拿了一粒含在嘴里。凉，很凉，凉到嗓子眼。
“你姥姥家在哪？”他问。
“也在黄云县，但不在县城里，在下面的村子。后来她去世了，我们就不怎么回去了。再后来，那个村子拆迁了，盖了工厂，什么都没有了。”她说著说著声音低下去。“所以我才要回去看看这个老房子。我怕它拆了以后，我连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都没有了。”
余志东没有说话，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手指一根一根地嵌进他的指缝里，嵌得很紧。
大巴开了四十分钟，进了黄云县汽车站。他们下了车，刘甜甜站在车站门口看了看四周，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
他们沿著一条老旧的街道往前走。这条街跟余志东记忆里的黄云县不一样——他小时候住在县城的另一头，那边更偏，更破，全是自建房，路也没修好，一到下雨天全是泥。刘甜甜家这边算是老城区的中心，街两边还有几栋像样的楼房，但也很旧了，外墙的水泥灰扑扑的，阳台上的防盗网锈跡斑斑的，掛著各种顏色的被单和衣服，像一面面被洗得发白的、在风里飘来飘去的、不肯褪色的旗帜。
“到了。”刘甜甜在一栋四层的老楼前面停下来。
这栋楼在一条巷子的最里面，外墙刷的白色涂料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发黑的水泥。一楼有几个铺面，都关著门，捲帘门上喷著红色的“拆”字，一个挨一个的，密密麻麻的，像一道还没结痂的、被人反覆划开的伤口。刘甜甜家在一楼，是其中一个铺面，捲帘门上也有一个“拆”字，但比旁边的小一点，顏色也浅一点，像是被人用手抹过，抹花了，红色洇开，像一团还没干透的、被人不小心碰到的、变了形的血。
刘甜甜站在捲帘门前，看著那个“拆”字，看了很久。
“我妈说，下个月就要拆了。”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碗放凉了的、表面结了膜的白粥。“我在这里住了十八年。从我出生到我考上大学，一天都没离开过。”
她从包里拿出钥匙，钥匙在锁孔里拧了好几下才拧开——锁老了，生锈了，不太好开。捲帘门哗啦啦地推上去，声音很大，在巷子里来回撞了好几下才停下来。
里面的样子让余志东愣了一下。
不是乱，是旧。那种旧不是“好久没打扫”的旧，是“时间在这里停住了”的旧。墙上贴著的海报是很多年前的，纸张发黄了，边角捲起来，上面的明星他都不认识。门口的鞋柜上还摆著几双鞋子，刘甜甜的，小小的，鞋码一看就是小孩的，鞋面的顏色已经褪得看不出来了。客厅的茶几上放著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著牡丹花，杯口有一圈茶渍，干了很久了，褐色的，像一圈被画上去的年轮。
刘甜甜走进来，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她先走到客厅，摸了摸那个搪瓷杯，又放下了。走到臥室门口，推开门，站在门框边上，没有进去。
余志东站在她身后，看到她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很轻，轻到如果不是他一直看著她根本不会注意到。
“甜甜。”
“嗯。”她的声音有点哑。
“你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还是我陪你？”
她没有回答，往后退了一步，靠在他胸口。他的手自然地环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头顶上。她能感觉到他在身后——温热的、结实的、不会走的。
“这是我爸妈的房间。”她指了指臥室。“我小时候不敢一个人睡，就跑过来挤在他们中间。我爸打呼嚕，声音很大，像拖拉机。我妈也打，但声音小，像猫呼嚕。两个呼嚕一高一低，一个拖拉机一个猫，我夹在中间睡不著，但觉得很安全。后来我长大了，不打呼嚕了，拖拉机还在响，猫不响了。”
她转过身，走到对面的小房间，推开门。这个房间更小，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满满当当的，转身都困难。床上的被褥已经收走了，只剩下光禿禿的床板，上面有几道深深的压痕，是一个人躺了十几年才会压出来的痕跡。书桌上还摆著几本书，课本，初中的，封面的塑料膜已经磨没了，边角捲起来，书脊上的字模糊了。
刘甜甜走到书桌前，拿起最上面那本书翻了翻。书页里掉出一张纸，飘悠悠地落在地上。余志东弯腰捡起来，是一张成绩单——刘甜甜，初一，期中考试，语文八十七，数学七十二，英语六十九，总分排名班级第十八名。
“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她从他手里拿过成绩单，看了一眼，折了两折，放进口袋里。“我妈天天骂我，说我不爭气。我爸从来不骂我，他说『考多少分都是我的闺女』。他越这么说我越难受，我觉得对不起他。”她转过头看著他。“志东，你说，我要是当年成绩好一点，考个好大学，是不是就不会在包子铺里端包子了？”
“那你就遇不到我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有释然，有庆幸，有一种“幸好我没考好”的后怕。
“你说得对。幸好我没考好。”
她蹲下来，打开衣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从小到大的都有——小裙子、小毛衣、小棉袄，一件一件的，像一个人的成长档案，不用看照片，光看这些衣服就能看到一个小女孩从蹣跚学步到亭亭玉立的一步一步。她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叠好，放进带来的编织袋里。有的衣服她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拿起又放下，反覆好几次，最后咬咬牙放进编织袋里。
“这件是我妈给我织的，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穿的，太小了，穿不上了，但我捨不得扔。”她又拿起一件粉色的卫衣，“这件是我自己挑的，上初中的时候，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买回来以后一直捨不得穿，掛在衣柜里，想等什么重要场合穿。后来就忘了。”
“现在穿。”余志东说。
“现在？”她低头看了看那件卫衣，“这都多少年了，我哪还穿得下。”
“试试。”
余志东看著她捂著嘴的样子，笑了。她捂嘴的动作跟上次不一样，上次是害羞，这次不是。这次是怕他再亲，怕自己再记不住，怕自己永远都记不住。她不是记不住，是太想记住了，太想记住每一个细节——他嘴唇的温度、角度、力度、时间长短、亲之前看了她多久、亲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想把这些都存起来，存到手机里、存到脑子里、存到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翻来覆去地听，翻来覆去地想，想到老，想到牙齿掉光，想到门牙之间那条缝变得很大很大，大到她一闭嘴就能咬到自己的舌头。她想跟他亲嘴亲到那个时候，亲到两个人都老了，亲到嘴唇都皱了，亲到什么都不记得了，但还记得对方嘴唇的温度，还记得年轻时在包子铺的那个晚上，灯光橘黄橘黄的，空调嗡嗡地响，墙上的掛钟滴答滴答地走，她捂著嘴，他看著她笑。
“刘甜甜。”
“嗯。”她捂著嘴，声音闷闷的。
“我明天还来。”
“嗯。”
“后天也来。”
“嗯。”
“大后天也来。”
“你说了每天都来。你说了好多次了。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会来。”
余志东看著她，她把手从嘴上拿下来，对著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跟之前所有的笑容都不一样——不是开心的笑，不是害羞的笑，不是“你来了”的笑，不是“你真的来了”的笑。那是一个人把心掏出来放在另一个人面前的、不怕被摔的、不怕被捏的、不怕被弄脏的、完全地、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不管以后会怎样的笑。
那是他一辈子都会记住的笑。
墙上的掛钟指向九点半。刘甜甜站起来，把椅子收到桌子底下，关了空调，关了灯。店里暗下来，只剩下门口招牌灯的光从玻璃窗照进来，橘黄色的，把她的侧脸照得很柔和。
“走吧。”她说。
余志东站起来，跟著她走到门口。她把捲帘门拉下来，哗啦一声，铁皮在地上弹了两下，停了。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锁了门，转过身，两个人站在桂花树下。
“你骑车慢点。”她说。
“好。”
“到了给我发消息。”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他没有走。她也没有走。两个人站在桂花树下，谁都没有动。晚风吹过来，桂花从树上落下来几朵，落在地上，落在她头髮上，落在他肩膀上。
“你怎么还不走？”她问。
“你怎么还不进去？”
“我想看著你走。”
“我想看著你进去。”
刘甜甜看著他，忽然笑了，笑得弯下了腰，笑得用手撑著膝盖，笑得马尾从肩膀上滑下来垂在脸旁边。她笑够了直起身子，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眼泪。
“余志东，我们这样要到什么时候？”
“到你先进去为止。”
“我不先进去。你先走。”
“你不进去我不走。”
她咬著嘴唇看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踮起脚尖在他嘴唇上飞快地碰了一下，转身拉开门帘，推开里面的门，闪了进去。门帘在身后晃了晃，慢慢地停下来，不动了。
余志东站在桂花树下，看著那扇关上的门。门上的招牌灯还亮著，“老刘包子铺”五个字在夜里发著光，红色的，暖暖的，像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的时候，心里亮著的那盏灯。
他骑上车，慢慢地往回骑。夜风凉凉的，桂花香一阵一阵的，手腕上的粉色发绳在路灯下一闪一闪的。
手机震了。他没有停下车看，他知道是她发的。她一定说“到了吗”，一定说“骑慢点”，一定说“晚安”，一定说“志东，我刚才又没记住”。他知道她会说这些，就像她知道他每天都会来一样。有些事不需要確认，有些人不需要问，有些答案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在他第一次走进老刘包子铺的那天，在她在晚霞里踮起脚尖碰了一下他嘴唇的那天，在他说“你在哪我就在哪”的那天。答案一直在那里，像秋天的桂花树，不管你看不看得到它开花，它都在那里，不管你闻不闻得到它的香，它都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周日的早晨，余志东醒得很早。天还没亮透，窗外灰濛濛的，梧桐树的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晃。他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天花板，拿起手机，没有新消息。刘甜甜应该还在睡。他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打了一行字：“今天降温，多穿点。回黄云县冷。”发出去之后他起床洗漱，收拾了一个背包，装了一件外套、一瓶水、一把伞。
手机震了。刘甜甜回的消息：“醒了。早就醒了，醒了好久了。你猜我为什么醒这么早？”
“为什么？”
“激动的。做梦梦到回黄云县，梦到那个老房子，梦到我小时候在院子里跳皮筋。醒了就睡不著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等天亮。”
“那起床吧。我在包子铺门口等你。”
“你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煮碗面。”
“好。”
余志东骑上车，晨风灌进领口，凉颼颼的。街上人不多，只有早起锻炼的老人在路边打太极，动作很慢，慢到像一帧一帧在放的、卡了带的旧影片。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车轮碾过去，沙沙的，像踩碎了一地的、干透了的、一碰就碎的蝉蜕。
到包子铺的时候，门帘掀著，刘甜甜站在门口，穿著一件奶白色的针织开衫，里面是一件深棕色的打底，头髮扎成低马尾，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帆布鞋。她看到余志东骑车过来，没有笑，但眼睛亮了。
“进来，面快好了。”
余志东锁好车，跟著她走进去。后厨的灶台上，一只小锅咕嘟咕嘟地冒著热气，锅盖被蒸汽顶著，一跳一跳的，像一颗急不可耐的、想看看外面世界的、被关在锅里的心。刘甜甜揭开锅盖，蒸汽腾地涌上来，模糊了她的脸。她用筷子搅了搅面，关火，把面捞进碗里，浇上酱油汤，撒了一把葱花，又从旁边的碟子里夹了两块红烧肉放在面上。
“吃吧。”她把碗端到桌上，在他对面坐下来。
面很烫。余志东吹了吹，吃了一口。麵条是刘甜甜自己手擀的，比买来的粗一点，不太均匀，但很筋道。汤头是酱油和猪油调的，简简单单的，但香。红烧肉是昨天剩的，在冰箱里放了一夜，油脂凝固了，热过之后又化开了，肥的部分入口即化，瘦的部分一丝一丝的，嚼起来很香。
“好吃吗？”她问。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
“你没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刘甜甜撑著下巴看他吃，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把他嘴角的一小块葱花擦掉了。她的手指在他嘴角停留了不到半秒，快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他感觉到了——她指尖的温度，比葱花烫。
吃完面，刘甜甜去后厨跟刘母说了几句话。余志东听到刘母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多穿点，那边冷。东西收拾好了就回来，別磨蹭。到了给你妈打个电话。”刘甜甜“嗯嗯”地应著，背著包走出来。
“走吧。”她说。
大巴站在黄云县老城区的边缘，离包子铺大概两公里。他们走到车站的时候，一辆去黄云县的大巴正要发车，售票员站在车门旁边扯著嗓子喊“黄云黄云，走了走了”。刘甜甜拉著余志东跑了两步，上了车，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大巴晃晃悠悠地开出站，上了国道。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矮楼，从矮楼变成农田。十一月的田里没什么庄稼，大部分都收了，只剩下一片一片的、黄褐色的、被翻过的土地，偶尔能看到几块没拔乾净的白菜地，绿油油的，在一片枯黄里显得格外扎眼。
刘甜甜靠在余志东肩膀上，看著窗外。
“志东。”
“嗯。”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什么吗？”
“怕什么？”
“怕坐大巴。小时候我妈带我回姥姥家，坐这种大巴，车上人很多，很挤，味道很难闻，我每次都晕车。我妈让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打开，风吹进来，好一点，但还是晕。后来她给我买了一种糖，薄荷糖，含著就不晕了。你看，就是这种。”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盒，打开，里面是几粒白色的薄荷糖，圆圆的，像一颗一颗的小药丸。她拿了一粒含在嘴里，把铁盒递给他。
余志东也拿了一粒含在嘴里。凉，很凉，凉到嗓子眼。
“你姥姥家在哪？”他问。
“也在黄云县，但不在县城里，在下面的村子。后来她去世了，我们就不怎么回去了。再后来，那个村子拆迁了，盖了工厂，什么都没有了。”她说著说著声音低下去。“所以我才要回去看看这个老房子。我怕它拆了以后，我连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都没有了。”
余志东没有说话，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手指一根一根地嵌进他的指缝里，嵌得很紧。
大巴开了四十分钟，进了黄云县汽车站。他们下了车，刘甜甜站在车站门口看了看四周，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
他们沿著一条老旧的街道往前走。这条街跟余志东记忆里的黄云县不一样——他小时候住在县城的另一头，那边更偏，更破，全是自建房，路也没修好，一到下雨天全是泥。刘甜甜家这边算是老城区的中心，街两边还有几栋像样的楼房，但也很旧了，外墙的水泥灰扑扑的，阳台上的防盗网锈跡斑斑的，掛著各种顏色的被单和衣服，像一面面被洗得发白的、在风里飘来飘去的、不肯褪色的旗帜。
“到了。”刘甜甜在一栋四层的老楼前面停下来。
这栋楼在一条巷子的最里面，外墙刷的白色涂料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发黑的水泥。一楼有几个铺面，都关著门，捲帘门上喷著红色的“拆”字，一个挨一个的，密密麻麻的，像一道还没结痂的、被人反覆划开的伤口。刘甜甜家在一楼，是其中一个铺面，捲帘门上也有一个“拆”字，但比旁边的小一点，顏色也浅一点，像是被人用手抹过，抹花了，红色洇开，像一团还没干透的、被人不小心碰到的、变了形的血。
刘甜甜站在捲帘门前，看著那个“拆”字，看了很久。
“我妈说，下个月就要拆了。”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碗放凉了的、表面结了膜的白粥。“我在这里住了十八年。从我出生到我考上大学，一天都没离开过。”
她从包里拿出钥匙，钥匙在锁孔里拧了好几下才拧开——锁老了，生锈了，不太好开。捲帘门哗啦啦地推上去，声音很大，在巷子里来回撞了好几下才停下来。
里面的样子让余志东愣了一下。
不是乱，是旧。那种旧不是“好久没打扫”的旧，是“时间在这里停住了”的旧。墙上贴著的海报是很多年前的，纸张发黄了，边角捲起来，上面的明星他都不认识。门口的鞋柜上还摆著几双鞋子，刘甜甜的，小小的，鞋码一看就是小孩的，鞋面的顏色已经褪得看不出来了。客厅的茶几上放著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著牡丹花，杯口有一圈茶渍，干了很久了，褐色的，像一圈被画上去的年轮。
刘甜甜走进来，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她先走到客厅，摸了摸那个搪瓷杯，又放下了。走到臥室门口，推开门，站在门框边上，没有进去。
余志东站在她身后，看到她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很轻，轻到如果不是他一直看著她根本不会注意到。
“甜甜。”
“嗯。”她的声音有点哑。
“你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还是我陪你？”
她没有回答，往后退了一步，靠在他胸口。他的手自然地环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头顶上。她能感觉到他在身后——温热的、结实的、不会走的。
“这是我爸妈的房间。”她指了指臥室。“我小时候不敢一个人睡，就跑过来挤在他们中间。我爸打呼嚕，声音很大，像拖拉机。我妈也打，但声音小，像猫呼嚕。两个呼嚕一高一低，一个拖拉机一个猫，我夹在中间睡不著，但觉得很安全。后来我长大了，不打呼嚕了，拖拉机还在响，猫不响了。”
她转过身，走到对面的小房间，推开门。这个房间更小，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满满当当的，转身都困难。床上的被褥已经收走了，只剩下光禿禿的床板，上面有几道深深的压痕，是一个人躺了十几年才会压出来的痕跡。书桌上还摆著几本书，课本，初中的，封面的塑料膜已经磨没了，边角捲起来，书脊上的字模糊了。
刘甜甜走到书桌前，拿起最上面那本书翻了翻。书页里掉出一张纸，飘悠悠地落在地上。余志东弯腰捡起来，是一张成绩单——刘甜甜，初一，期中考试，语文八十七，数学七十二，英语六十九，总分排名班级第十八名。
“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她从他手里拿过成绩单，看了一眼，折了两折，放进口袋里。“我妈天天骂我，说我不爭气。我爸从来不骂我，他说『考多少分都是我的闺女』。他越这么说我越难受，我觉得对不起他。”她转过头看著他。“志东，你说，我要是当年成绩好一点，考个好大学，是不是就不会在包子铺里端包子了？”
“那你就遇不到我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有释然，有庆幸，有一种“幸好我没考好”的后怕。
“你说得对。幸好我没考好。”
她蹲下来，打开衣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从小到大的都有——小裙子、小毛衣、小棉袄，一件一件的，像一个人的成长档案，不用看照片，光看这些衣服就能看到一个小女孩从蹣跚学步到亭亭玉立的一步一步。她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叠好，放进带来的编织袋里。有的衣服她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拿起又放下，反覆好几次，最后咬咬牙放进编织袋里。
“这件是我妈给我织的，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穿的，太小了，穿不上了，但我捨不得扔。”她又拿起一件粉色的卫衣，“这件是我自己挑的，上初中的时候，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买回来以后一直捨不得穿，掛在衣柜里，想等什么重要场合穿。后来就忘了。”
“现在穿。”余志东说。
“现在？”她低头看了看那件卫衣，“这都多少年了，我哪还穿得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