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珩珩把桌上那份关於大风厂地块的资料翻到了第三遍。
不是因为没看懂，是因为他需要把那些数字、日期、人名、关係全部刻进脑子里。
土地面积，一千八百亩。
职工人数，两千三百多人。
建厂时间，一九五八年。
停產时间，二〇一〇年。
五十二年，从建厂到停產，横跨了共和国几乎全部的工业史。
这些数字不是数字，是命，是两千多人的命，是两千多人的青春、汗水、眼泪、希望。
它们被挤在薄薄几页纸上，安静地躺在灰色的文件夹里，等一个能看到它们的人。
小孟站在旁边，手里还拿著雷射笔，但已经不再往屏幕上比划了。
她看出季珩珩对这块地的兴趣远超其他三块，不是那种商人逐利的兴趣，是那种更复杂的、带著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兴趣。
她把雷射笔放下来，拿起桌上的水杯又喝了一口，水顺著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发出咕咚一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大风厂的事情，我找人打听过。”
小孟把水杯放下，推了一下眼镜，语气比刚才严肃了一些，像是在决定要说什么之前做过一番犹豫。
“这块地的事情不只是一块地那么简单，背后牵涉到的东西很多，有人情，有官司，有腐败，还有人命。”
季珩珩抬起头看著她。
“详细说说。”
小孟从文件夹最底下抽出一叠资料，不是列印的，是用订书机订在一起的几页纸，边角有些卷，像是被反覆翻阅过。
这是她私下做的功课，不在工作范围內，但他做了。
“大风厂原是国营企业，九十年代改制。
改制的时候，当时的检察长陈岩石主导了改制方案，確保工人们持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小孟的手指在资料上移动，点著某一行字。
“工人持股百分之四十九，厂长蔡成功持股百分之五十一，但蔡成功那百分之五十一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代持的，真正的老板不是他。
这是陈岩石定下的规矩，工人当家做主，厂长替工人看家护院。”
季珩珩听到陈岩石的名字，心里动了一下。
那个八十多岁、在电话里对他说“季总，大风厂的工人们不容易”的老人，竟然是当年改制的主导者。
他不是事后替工人说话，他是从头就在替工人谋划。
改制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多留一分钱，没有为自己的后代多占一股，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任何私利。
他把工人的利益写进了改制方案里，写进了公司章程里，写进了每一个能写下字的地方。
然后他退休了，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以为工人们的股权会一直好好地在那里，像种在地里的庄稼一样，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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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想到的是，庄稼会被连根拔起，土地会被別人拿去盖房子。
“后来呢？”季珩珩问。
小孟翻了一页，声音低了一些。
“后来的事情就乱了，大风厂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蔡成功为了维持厂子运转，四处借钱，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来越大。前两年，大风厂有一笔银行贷款到期，还不上，银行要抽贷，蔡成功急了，到处找过桥资金。”
“山水集团就是这时候进来的？”
“对。”
小孟把资料翻到某一页，上面用马克笔画了一个红圈。
“山水集团的高小琴主动找蔡成功，提出借一笔五千万的过桥贷款给大风厂，期限六天，日息千分之四。条件是——用大风厂的全部股权做质押。”
季珩珩的眉头皱了一下。
日息千分之四。
六天就是百分之二点四。
五千万的百分之二点四，是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的利息，借六天。
这不是贷款，这是高利贷。
六天时间，一百二十万的利息，蔡成功怎么可能还？
除非那笔从京州城市银行的续贷准时下来。
但小孟翻开下一页，答案就在那里。
“京州城市银行的副行长欧阳菁，在贷款审批的关键节点上，把大风厂的贷款给卡了。
据说是因为蔡成功没有按她的意思办事，具体是什么事，没有明確的说法，但结果很清楚——贷款没批下来，大风厂还不上山水集团的钱。”
季珩珩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腹部，拇指互相绕著圈。
欧阳菁，京州城市银行副行长。
季珩珩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名字在张远山的调查报告里出现过。
报告上写著“欧阳菁，女，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之妻，涉嫌多起违规贷款审批”。
他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想来，这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
“六天期限到了，大风厂还不上钱。
山水集团没有催，没有闹，没有採取任何措施。”
小孟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件不能让任何人听到的事情。
“他们等，等利息滚，日息千分之四，利滚利，五千万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大到蔡成功一辈子都还不清。
然后山水集团起诉了，法院判决大风厂败诉，將大风厂的全部股权判给山水集团。
理由是质押合同有效，大风厂违约，山水集团有权行使质权。”
季珩珩的手指停止了绕圈。
“全部股权？蔡成功的百分之五十一，工人的百分之四十九，全部？”
“全部。”小孟点头。
季珩珩沉默了片刻。
他在脑海里把这条链条重新理了一遍——过桥贷款，高利贷，银行断贷，利滚利，法院判决，股权转移。
六天时间，五千万变成了十个亿。
大风厂那块地的市场价值，据小孟之前提供的数据，至少十个亿。
山水集团用五千万，撬动了十个亿。
这不是融资，这是抢劫。
用合法的程序，用合规的手续，用法院的判决书，把一个有五十二年歷史的老厂、两千三百多人的饭碗、两千多个家庭的全部家当，从蔡成功和工人们手里抢走了。
“法院是谁判的？”季珩珩问。
小孟翻到资料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用马克笔写得很大。“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清泉。”
季珩珩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陈清泉，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这个人在张远山的调查报告里也出现过，后面的备註写著“涉嫌多起案件枉法裁判，与山水集团关係密切”。
季珩珩当时没有在意，现在他需要在意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平行的光纹。
那些光纹落在小孟翻开的资料上，落在季珩珩交叉的手指上，落在他微微皱起的眉头上。
“蔡成功现在呢？”季珩珩问。
小孟沉默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
“还在京州，听说他四处找人接盘，想把大风厂的地卖出去，卖个好价钱，把山水集团的债还上，给工人们留点安置费。
但他的名声已经臭了，工人们骂他出卖职工利益，山水集团逼他还钱，银行不给他贷款，开发商不敢跟他合作，怕沾上山水集团的官司。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像一头被逼到墙角的困兽，转不了身，也冲不出去。”
季珩珩靠在椅背上。
这段故事让他想起了一个人。
不是蔡成功，是陈岩石。
一个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干部，不该再管任何事，却为了大风厂的工人们四处奔走呼號，在法院门口站过，在市政府门口站过，在省委门口站过。
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没有人把他当回事。
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手里没有权力，口袋里没有银子，身后没有靠山。
他能做什么？
他只能站在那里，站在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地方，让所有人都看到——还有一个老头子在替大风厂的工人们说话。
还有人在乎。
季珩珩把资料合上，放在桌上，手指在封面轻轻敲了几下。
嗒嗒嗒，像在敲一扇关了很久的门。
他拿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下午四点二十三分。
京州的天空灰濛濛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被水浸透了的棉被盖在城市的上空。
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喇叭，短促而尖锐，像是什么东西在喊叫，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求救。
季珩珩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著小孟。
他看著窗外的京州，看著那灰濛濛的天和密密麻麻的建筑，在脑海里把大风厂的故事又过了一遍。
一九五八年建厂，九十年代改制，陈岩石主持制定职工持股方案。
然后蔡成功来了，负债经营，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补越大。
然后山水集团来了，过桥贷款，高利贷，银行断贷，法院判决，股权转移。
五十二年，三代人，两千三百多名职工。
所有的荣光，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绝望，最后都浓缩成了几页纸，放在一个灰色的文件夹里，被他一个二十多岁的、从京城来的、和这片土地没有任何关係的年轻人翻看著。
他忽然觉得这很荒诞，也很残忍。
但他也知道，如果不荒诞、不残忍的话，这个故事就不会传到他的耳朵里。
“这块地，我拿定了。”
季珩珩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小孟站在他身后，没有问为什么，没有说这块地很难拿，没有说山水集团不好对付。
她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然后合上本子，低声说了一句：“好，我去准备。”
季珩珩转过身，看著小孟。
小孟站在会议桌旁，手里拿著那个灰色的文件夹，另一只手推了推眼镜。
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光。
那种光是信任，是跟隨，是一个做技术的人在听到一个正確的决策时身体本能的、不需要任何理性判断的认可。
季珩珩走回桌前，拿起手机。
他翻开通讯录，找到陈岩石的號码。
老人上次在电话里说“季总，大风厂的工人们不容易”，他当时没有接话，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现在他知道了。
他把手机握在手心里，屏幕的光照著他的脸，把那些从凌晨开始就没有消散过的疲惫照得一清二楚。
他看著那个號码，看了几秒，然后按了下去。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季总。”
陈岩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沙哑但有力，像一块被风化了多年但依然坚硬的石头。
“陈老。”
季珩珩握著手机，停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的话。
“大风厂的事，我了解了，这块地，我替您和工人们拿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不是犹豫，不是怀疑，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听到一句等了很久的话之后，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是无话可说，是有太多话想说，但都堵在喉咙口，挤成了一团。
良久，陈岩石发出一声嘆息，很轻，很短，像是什么东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碎裂的声音。
那声嘆息里包含了太多东西——感谢、欣慰、释然，还有一个老人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一个年轻人身上的、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的信任。
“季总，我替大风厂的两千三百名工人，谢谢你。”
陈岩石的声音有些抖，但他在忍，忍得很好。
季珩珩没有说“不用谢”，没有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只是握著手机，站在那里，听著陈岩石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来，一下一下的，平稳而有力。
他等了一会儿，確定老人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才轻轻说了一句：“陈老，您好好休息，等我的消息。”
掛断电话之后，季珩珩在窗前又站了很久。他想到陈岩石当年在大风厂改制时坚守的那条底线——工人持股，职工当家作主。
他想到蔡成功在走投无路时签下的那份质押合同，五千万的债务，十个亿的土地，六天的时间。
他想到高小琴坐在山水集团豪华的办公室里，翻看著法院判决书，嘴角带著的那种不会让任何人看到的笑容。
他想到陈清泉在审判席上敲下的法槌，那一声“砰”把两千三百多人的命运敲碎了。
他想到那些还在大风厂门口守著、不知道自己的股权已经被判给了別人、不知道自己的厂子已经不属於自己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饭的工人们。
他们还在等。
等一个结果，等一个交代，等一个能替他们说话的人。
现在，他们等到了。
季珩珩转过身，走回会议桌前，坐下来，把大风厂地块的资料摊开，一页一页地看。
这一次，他看的不是数字，是人。
是那些被数字压住了、被文件盖住了、被时间埋住了的人。
两千三百个名字，两千三百张脸，两千三百双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光，有泪，有期待，有绝望，有被背叛之后的麻木，有看不到希望之后的沉默。
季珩珩要把那些光重新点亮，不是因为他高尚，不是因为他伟大，是因为他看不了这些光熄灭的样子。
在京州看过太多熄灭的光了，他不想再看。
他把资料合上，站起来，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穿上，扣好扣子。
小孟已经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走到门口，关了灯，走进走廊。
走廊里很安静，壁灯的光线昏黄而柔和。
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柄被拔出鞘的剑，在黑暗中缓缓向前。
走廊尽头是楼梯间，楼梯间下面是停车场，停车场的出口是京州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大风厂。
两千三百人在那里等他。
季珩珩走进楼梯间，推开防火门，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水泥楼梯间里迴荡著，嗒嗒嗒嗒嗒，像心跳，像倒计时，像一个正在被拧紧的发条。
不是因为没看懂，是因为他需要把那些数字、日期、人名、关係全部刻进脑子里。
土地面积，一千八百亩。
职工人数，两千三百多人。
建厂时间，一九五八年。
停產时间，二〇一〇年。
五十二年，从建厂到停產，横跨了共和国几乎全部的工业史。
这些数字不是数字，是命，是两千多人的命，是两千多人的青春、汗水、眼泪、希望。
它们被挤在薄薄几页纸上，安静地躺在灰色的文件夹里，等一个能看到它们的人。
小孟站在旁边，手里还拿著雷射笔，但已经不再往屏幕上比划了。
她看出季珩珩对这块地的兴趣远超其他三块，不是那种商人逐利的兴趣，是那种更复杂的、带著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兴趣。
她把雷射笔放下来，拿起桌上的水杯又喝了一口，水顺著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发出咕咚一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大风厂的事情，我找人打听过。”
小孟把水杯放下，推了一下眼镜，语气比刚才严肃了一些，像是在决定要说什么之前做过一番犹豫。
“这块地的事情不只是一块地那么简单，背后牵涉到的东西很多，有人情，有官司，有腐败，还有人命。”
季珩珩抬起头看著她。
“详细说说。”
小孟从文件夹最底下抽出一叠资料，不是列印的，是用订书机订在一起的几页纸，边角有些卷，像是被反覆翻阅过。
这是她私下做的功课，不在工作范围內，但他做了。
“大风厂原是国营企业，九十年代改制。
改制的时候，当时的检察长陈岩石主导了改制方案，確保工人们持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小孟的手指在资料上移动，点著某一行字。
“工人持股百分之四十九，厂长蔡成功持股百分之五十一，但蔡成功那百分之五十一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代持的，真正的老板不是他。
这是陈岩石定下的规矩，工人当家做主，厂长替工人看家护院。”
季珩珩听到陈岩石的名字，心里动了一下。
那个八十多岁、在电话里对他说“季总，大风厂的工人们不容易”的老人，竟然是当年改制的主导者。
他不是事后替工人说话，他是从头就在替工人谋划。
改制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多留一分钱，没有为自己的后代多占一股，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任何私利。
他把工人的利益写进了改制方案里，写进了公司章程里，写进了每一个能写下字的地方。
然后他退休了，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以为工人们的股权会一直好好地在那里，像种在地里的庄稼一样，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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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季珩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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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情就乱了，大风厂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蔡成功为了维持厂子运转，四处借钱，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来越大。前两年，大风厂有一笔银行贷款到期，还不上，银行要抽贷，蔡成功急了，到处找过桥资金。”
“山水集团就是这时候进来的？”
“对。”
小孟把资料翻到某一页，上面用马克笔画了一个红圈。
“山水集团的高小琴主动找蔡成功，提出借一笔五千万的过桥贷款给大风厂，期限六天，日息千分之四。条件是——用大风厂的全部股权做质押。”
季珩珩的眉头皱了一下。
日息千分之四。
六天就是百分之二点四。
五千万的百分之二点四，是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的利息，借六天。
这不是贷款，这是高利贷。
六天时间，一百二十万的利息，蔡成功怎么可能还？
除非那笔从京州城市银行的续贷准时下来。
但小孟翻开下一页，答案就在那里。
“京州城市银行的副行长欧阳菁，在贷款审批的关键节点上，把大风厂的贷款给卡了。
据说是因为蔡成功没有按她的意思办事，具体是什么事，没有明確的说法，但结果很清楚——贷款没批下来，大风厂还不上山水集团的钱。”
季珩珩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腹部，拇指互相绕著圈。
欧阳菁，京州城市银行副行长。
季珩珩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名字在张远山的调查报告里出现过。
报告上写著“欧阳菁，女，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之妻，涉嫌多起违规贷款审批”。
他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想来，这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
“六天期限到了，大风厂还不上钱。
山水集团没有催，没有闹，没有採取任何措施。”
小孟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件不能让任何人听到的事情。
“他们等，等利息滚，日息千分之四，利滚利，五千万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大到蔡成功一辈子都还不清。
然后山水集团起诉了，法院判决大风厂败诉，將大风厂的全部股权判给山水集团。
理由是质押合同有效，大风厂违约，山水集团有权行使质权。”
季珩珩的手指停止了绕圈。
“全部股权？蔡成功的百分之五十一，工人的百分之四十九，全部？”
“全部。”小孟点头。
季珩珩沉默了片刻。
他在脑海里把这条链条重新理了一遍——过桥贷款，高利贷，银行断贷，利滚利，法院判决，股权转移。
六天时间，五千万变成了十个亿。
大风厂那块地的市场价值，据小孟之前提供的数据，至少十个亿。
山水集团用五千万，撬动了十个亿。
这不是融资，这是抢劫。
用合法的程序，用合规的手续，用法院的判决书，把一个有五十二年歷史的老厂、两千三百多人的饭碗、两千多个家庭的全部家当，从蔡成功和工人们手里抢走了。
“法院是谁判的？”季珩珩问。
小孟翻到资料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用马克笔写得很大。“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清泉。”
季珩珩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陈清泉，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这个人在张远山的调查报告里也出现过，后面的备註写著“涉嫌多起案件枉法裁判，与山水集团关係密切”。
季珩珩当时没有在意，现在他需要在意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平行的光纹。
那些光纹落在小孟翻开的资料上，落在季珩珩交叉的手指上，落在他微微皱起的眉头上。
“蔡成功现在呢？”季珩珩问。
小孟沉默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
“还在京州，听说他四处找人接盘，想把大风厂的地卖出去，卖个好价钱，把山水集团的债还上，给工人们留点安置费。
但他的名声已经臭了，工人们骂他出卖职工利益，山水集团逼他还钱，银行不给他贷款，开发商不敢跟他合作，怕沾上山水集团的官司。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像一头被逼到墙角的困兽，转不了身，也冲不出去。”
季珩珩靠在椅背上。
这段故事让他想起了一个人。
不是蔡成功，是陈岩石。
一个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干部，不该再管任何事，却为了大风厂的工人们四处奔走呼號，在法院门口站过，在市政府门口站过，在省委门口站过。
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没有人把他当回事。
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手里没有权力，口袋里没有银子，身后没有靠山。
他能做什么？
他只能站在那里，站在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地方，让所有人都看到——还有一个老头子在替大风厂的工人们说话。
还有人在乎。
季珩珩把资料合上，放在桌上，手指在封面轻轻敲了几下。
嗒嗒嗒，像在敲一扇关了很久的门。
他拿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下午四点二十三分。
京州的天空灰濛濛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被水浸透了的棉被盖在城市的上空。
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喇叭，短促而尖锐，像是什么东西在喊叫，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求救。
季珩珩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著小孟。
他看著窗外的京州，看著那灰濛濛的天和密密麻麻的建筑，在脑海里把大风厂的故事又过了一遍。
一九五八年建厂，九十年代改制，陈岩石主持制定职工持股方案。
然后蔡成功来了，负债经营，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补越大。
然后山水集团来了，过桥贷款，高利贷，银行断贷，法院判决，股权转移。
五十二年，三代人，两千三百多名职工。
所有的荣光，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绝望，最后都浓缩成了几页纸，放在一个灰色的文件夹里，被他一个二十多岁的、从京城来的、和这片土地没有任何关係的年轻人翻看著。
他忽然觉得这很荒诞，也很残忍。
但他也知道，如果不荒诞、不残忍的话，这个故事就不会传到他的耳朵里。
“这块地，我拿定了。”
季珩珩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小孟站在他身后，没有问为什么，没有说这块地很难拿，没有说山水集团不好对付。
她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然后合上本子，低声说了一句：“好，我去准备。”
季珩珩转过身，看著小孟。
小孟站在会议桌旁，手里拿著那个灰色的文件夹，另一只手推了推眼镜。
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光。
那种光是信任，是跟隨，是一个做技术的人在听到一个正確的决策时身体本能的、不需要任何理性判断的认可。
季珩珩走回桌前，拿起手机。
他翻开通讯录，找到陈岩石的號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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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知道了。
他把手机握在手心里，屏幕的光照著他的脸，把那些从凌晨开始就没有消散过的疲惫照得一清二楚。
他看著那个號码，看了几秒，然后按了下去。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季总。”
陈岩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沙哑但有力，像一块被风化了多年但依然坚硬的石头。
“陈老。”
季珩珩握著手机，停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的话。
“大风厂的事，我了解了，这块地，我替您和工人们拿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不是犹豫，不是怀疑，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听到一句等了很久的话之后，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是无话可说，是有太多话想说，但都堵在喉咙口，挤成了一团。
良久，陈岩石发出一声嘆息，很轻，很短，像是什么东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碎裂的声音。
那声嘆息里包含了太多东西——感谢、欣慰、释然，还有一个老人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一个年轻人身上的、沉甸甸的、让人喘不过气的信任。
“季总，我替大风厂的两千三百名工人，谢谢你。”
陈岩石的声音有些抖，但他在忍，忍得很好。
季珩珩没有说“不用谢”，没有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只是握著手机，站在那里，听著陈岩石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来，一下一下的，平稳而有力。
他等了一会儿，確定老人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才轻轻说了一句：“陈老，您好好休息，等我的消息。”
掛断电话之后，季珩珩在窗前又站了很久。他想到陈岩石当年在大风厂改制时坚守的那条底线——工人持股，职工当家作主。
他想到蔡成功在走投无路时签下的那份质押合同，五千万的债务，十个亿的土地，六天的时间。
他想到高小琴坐在山水集团豪华的办公室里，翻看著法院判决书，嘴角带著的那种不会让任何人看到的笑容。
他想到陈清泉在审判席上敲下的法槌，那一声“砰”把两千三百多人的命运敲碎了。
他想到那些还在大风厂门口守著、不知道自己的股权已经被判给了別人、不知道自己的厂子已经不属於自己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饭的工人们。
他们还在等。
等一个结果，等一个交代，等一个能替他们说话的人。
现在，他们等到了。
季珩珩转过身，走回会议桌前，坐下来，把大风厂地块的资料摊开，一页一页地看。
这一次，他看的不是数字，是人。
是那些被数字压住了、被文件盖住了、被时间埋住了的人。
两千三百个名字，两千三百张脸，两千三百双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光，有泪，有期待，有绝望，有被背叛之后的麻木，有看不到希望之后的沉默。
季珩珩要把那些光重新点亮，不是因为他高尚，不是因为他伟大，是因为他看不了这些光熄灭的样子。
在京州看过太多熄灭的光了，他不想再看。
他把资料合上，站起来，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穿上，扣好扣子。
小孟已经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走到门口，关了灯，走进走廊。
走廊里很安静，壁灯的光线昏黄而柔和。
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柄被拔出鞘的剑，在黑暗中缓缓向前。
走廊尽头是楼梯间，楼梯间下面是停车场，停车场的出口是京州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大风厂。
两千三百人在那里等他。
季珩珩走进楼梯间，推开防火门，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水泥楼梯间里迴荡著，嗒嗒嗒嗒嗒，像心跳，像倒计时，像一个正在被拧紧的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