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在实验楼里传开的时候，整栋楼沸腾了。
有人在走廊里大喊了一声“成了”，紧接著就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一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院士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几个年轻的研究生在走廊里互相击掌，手掌拍红了也不觉得疼。
性能测试小组的负责人把最后一份测试报告列印出来，签字的时候手在抖，墨水的笔画比平时粗了两倍。
谢临渊被一群院士教授博士生围著，每个人都在跟他说著什么，声音嘈杂得听不清。
三个月。从二月十三號（正月十九）项目启动，到五月二十號样品確认，满打满算不到一百天。
来的时候，团队里每个人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三年、五年、十年，甚至这辈子都未必能看到结果。
毕竟这是全条件超导，是全世界超导学界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但谢临渊只用了一个季度，就把所有人以为要穷尽一生的目標，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物体。
实验的失败次数不少，但每一次失败都不是白费的。
那些失败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学到了比在实验室里独自摸索十年还要多的东西。
院士们发现，谢临渊在讲解失败原因时隨口提到的一个思路、一个方法、一个分析角度，往往能让他们苦思冥想多年的学术难题迎刃而解。
教授们发现，按照谢临渊指出的方向调整实验参数后，原本怎么做都做不出来的样品，忽然就成了。
博士硕士们发现，跟著谢临渊做研究，每天接触到的东西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文献里查不到的、导师那里也学不到的。
“老师”这个称呼，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变成了发自內心的认同。
一位头髮花白的院士在项目总结会上说：“我跟老师这三个月学到的东西，比我过去三十年加起来都多。”
他不是在拍马屁，他说的是事实。
谢临渊教他们的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整套全新的研究范式。
从问题出发，从原理出发，从最底层的物理出发，一层层往上构建，每一步都走得扎实。
这种思维方式，比任何具体的知识都珍贵。
那些年轻的研究生更是把这次科研经歷当成了自己履歷上最闪亮的金点。
他们清楚地知道，全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以万计，但有机会参与这种量级项目的人，凤毛麟角。
更何况，他们是谢临渊“带过”的学生。
这个身份，比任何一篇顶刊论文都值钱。
钱梧桐、郭启明、李明三个人，在这场科研会战中收穫的东西，远超他们自己的预期。
他们被分在不同的组里，钱梧桐去了理论计算与模擬组，郭启明去了材料合成组，李明去了工程化放大研究组。
谢临渊没有给他们特殊待遇，没有因为是室友就把他们掛在名下发论文，而是把他们扔进了最能学到东西的地方，让他们跟院士、教授、博士们一起干活。
刚开始，他们確实像三只小绵羊闯进了狼群。
理论计算组的组会，钱梧桐连討论的术语都听不懂，只能低著头拼命记笔记，把那些听不懂的词一个一个抄下来，回去查文献，查不到的就问谢临渊。
合成组的郭启明，第一次独立操作高温炉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生怕一个参数设错就把炉子炸了。
工程化组的李明，面对那些工业级的工艺流程文档，感觉自己像是在看天书。但三个月下来，他们变了。
钱梧桐可以在组会上用自己的话复述一个复杂的计算模型，並且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郭启明闭著眼睛都能说出合成炉的最佳温度曲线，並对工艺优化提出了几条被组长採纳的建议。
李明开始理解工程化放大的核心难点，並且在一份工艺方案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二贡献人。
他们没做出什么关键性突破，但他们的成长速度，是那些在普通实验室按部就班读研读博的学生永远无法企及的。
这就是跟谁一起做事和在哪里做事的差距。
院士亲自指导，最前沿的实验条件，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项目，这种平台和起点，別人可能一辈子都够不到。
实验成功之后，样品和完整的测试报告被严密护送到了国家相关部门。
又是一轮全条件检测，设备比水木大学的更先进，条件比水木大学的更极端，结论比水木大学的更权威。
检测报告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大长老的办公桌上。
那天下午，大长老推掉了原本安排的一个外事活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看著那份厚厚的报告。
全条件超导，所有极端条件下电阻为零，工程化量產方案同步验证可行。
这不是“实验室里的奇蹟”，这是“车间里的生產力”。
他的目光在报告的各页之间来回移动，反覆確认著那些关键数据。
他几十年的治国理政经验告诉他，这份报告里写的每一个数字，都意味著这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多贏得多少机会。
翻到最后一页，是团队成员名单。
名单很长，按贡献度排序。
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谢临渊，后面跟著十七位院士的名字，然后是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名单的末尾，倒数几个位置，有三个名字並列排在一起——钱梧桐，郭启明，李明。
大长老看著这三个名字，目光停留了很长时间。
他认识这两个姓氏，李这个姓氏不认识，但能出现在这份名单上，想必也是不差的苗子。
他听说了，谢临渊在项目启动时特別点名要了这三个室友。
以这三个人的资歷，原本没有资格参与这种级別的项目，是谢临渊硬把他们带进来的。
大长老笑了。
他在这三个名字里看到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最真实的情感。
谢临渊不是神，他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亲疏，有自己的义气。
他发达了，想拉兄弟一把，这个念头也许不那么“高尚”，但正因为不那么高尚，才真实。
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重情重义的人，比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可靠得多。
大长老合上报告，自言自语地说了两个字：“好啊。”
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一个字：“好。”
当天晚上，大长老召集了相关领域的几位长老，在办公室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
会议桌上摆著那份全条件超导的检测报告，以及谢临渊团队的成员名单。
大长老的开场白很简短：“全条件超导，成了。材料性能、量產可行性，全部验证通过。谢临渊这个年轻人，三个月，又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
几位长老传阅著报告，表情各异。
大长老继续说道：“材料本身的意义，不用我多说。我今天找大家来，主要是討论两件事。第一，谢临渊的待遇，我认为还不够，需要再提高。第二，这份名单里的几位同志，资歷够，能力够，贡献够，因为名额限制一直没评上院士。我认为，这次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
关於谢临渊的待遇，会议没有太多爭议，谢临渊的待遇直接提升到了最顶级。
关於院士增补的討论更加热烈。
大长老指定了几个人选，都是名单上靠前的位置、在各自领域深耕数十年、学术造诣深厚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评上院士的老专家。
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谢临渊的项目团队中，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和贡献。
一位长老提出，可以走特別增补通道，不需要等到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大会。
另一位长老补充说，这批人的增补理由要充分，在谢临渊院士全条件超导项目中做出重要贡献。
这个理由，没有人能反驳。
有人在走廊里大喊了一声“成了”，紧接著就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一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院士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几个年轻的研究生在走廊里互相击掌，手掌拍红了也不觉得疼。
性能测试小组的负责人把最后一份测试报告列印出来，签字的时候手在抖，墨水的笔画比平时粗了两倍。
谢临渊被一群院士教授博士生围著，每个人都在跟他说著什么，声音嘈杂得听不清。
三个月。从二月十三號（正月十九）项目启动，到五月二十號样品確认，满打满算不到一百天。
来的时候，团队里每个人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三年、五年、十年，甚至这辈子都未必能看到结果。
毕竟这是全条件超导，是全世界超导学界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但谢临渊只用了一个季度，就把所有人以为要穷尽一生的目標，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物体。
实验的失败次数不少，但每一次失败都不是白费的。
那些失败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学到了比在实验室里独自摸索十年还要多的东西。
院士们发现，谢临渊在讲解失败原因时隨口提到的一个思路、一个方法、一个分析角度，往往能让他们苦思冥想多年的学术难题迎刃而解。
教授们发现，按照谢临渊指出的方向调整实验参数后，原本怎么做都做不出来的样品，忽然就成了。
博士硕士们发现，跟著谢临渊做研究，每天接触到的东西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文献里查不到的、导师那里也学不到的。
“老师”这个称呼，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变成了发自內心的认同。
一位头髮花白的院士在项目总结会上说：“我跟老师这三个月学到的东西，比我过去三十年加起来都多。”
他不是在拍马屁，他说的是事实。
谢临渊教他们的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整套全新的研究范式。
从问题出发，从原理出发，从最底层的物理出发，一层层往上构建，每一步都走得扎实。
这种思维方式，比任何具体的知识都珍贵。
那些年轻的研究生更是把这次科研经歷当成了自己履歷上最闪亮的金点。
他们清楚地知道，全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以万计，但有机会参与这种量级项目的人，凤毛麟角。
更何况，他们是谢临渊“带过”的学生。
这个身份，比任何一篇顶刊论文都值钱。
钱梧桐、郭启明、李明三个人，在这场科研会战中收穫的东西，远超他们自己的预期。
他们被分在不同的组里，钱梧桐去了理论计算与模擬组，郭启明去了材料合成组，李明去了工程化放大研究组。
谢临渊没有给他们特殊待遇，没有因为是室友就把他们掛在名下发论文，而是把他们扔进了最能学到东西的地方，让他们跟院士、教授、博士们一起干活。
刚开始，他们確实像三只小绵羊闯进了狼群。
理论计算组的组会，钱梧桐连討论的术语都听不懂，只能低著头拼命记笔记，把那些听不懂的词一个一个抄下来，回去查文献，查不到的就问谢临渊。
合成组的郭启明，第一次独立操作高温炉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生怕一个参数设错就把炉子炸了。
工程化组的李明，面对那些工业级的工艺流程文档，感觉自己像是在看天书。但三个月下来，他们变了。
钱梧桐可以在组会上用自己的话复述一个复杂的计算模型，並且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郭启明闭著眼睛都能说出合成炉的最佳温度曲线，並对工艺优化提出了几条被组长採纳的建议。
李明开始理解工程化放大的核心难点，並且在一份工艺方案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二贡献人。
他们没做出什么关键性突破，但他们的成长速度，是那些在普通实验室按部就班读研读博的学生永远无法企及的。
这就是跟谁一起做事和在哪里做事的差距。
院士亲自指导，最前沿的实验条件，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项目，这种平台和起点，別人可能一辈子都够不到。
实验成功之后，样品和完整的测试报告被严密护送到了国家相关部门。
又是一轮全条件检测，设备比水木大学的更先进，条件比水木大学的更极端，结论比水木大学的更权威。
检测报告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大长老的办公桌上。
那天下午，大长老推掉了原本安排的一个外事活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看著那份厚厚的报告。
全条件超导，所有极端条件下电阻为零，工程化量產方案同步验证可行。
这不是“实验室里的奇蹟”，这是“车间里的生產力”。
他的目光在报告的各页之间来回移动，反覆確认著那些关键数据。
他几十年的治国理政经验告诉他，这份报告里写的每一个数字，都意味著这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多贏得多少机会。
翻到最后一页，是团队成员名单。
名单很长，按贡献度排序。
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谢临渊，后面跟著十七位院士的名字，然后是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名单的末尾，倒数几个位置，有三个名字並列排在一起——钱梧桐，郭启明，李明。
大长老看著这三个名字，目光停留了很长时间。
他认识这两个姓氏，李这个姓氏不认识，但能出现在这份名单上，想必也是不差的苗子。
他听说了，谢临渊在项目启动时特別点名要了这三个室友。
以这三个人的资歷，原本没有资格参与这种级別的项目，是谢临渊硬把他们带进来的。
大长老笑了。
他在这三个名字里看到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最真实的情感。
谢临渊不是神，他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亲疏，有自己的义气。
他发达了，想拉兄弟一把，这个念头也许不那么“高尚”，但正因为不那么高尚，才真实。
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重情重义的人，比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可靠得多。
大长老合上报告，自言自语地说了两个字：“好啊。”
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一个字：“好。”
当天晚上，大长老召集了相关领域的几位长老，在办公室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
会议桌上摆著那份全条件超导的检测报告，以及谢临渊团队的成员名单。
大长老的开场白很简短：“全条件超导，成了。材料性能、量產可行性，全部验证通过。谢临渊这个年轻人，三个月，又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
几位长老传阅著报告，表情各异。
大长老继续说道：“材料本身的意义，不用我多说。我今天找大家来，主要是討论两件事。第一，谢临渊的待遇，我认为还不够，需要再提高。第二，这份名单里的几位同志，资歷够，能力够，贡献够，因为名额限制一直没评上院士。我认为，这次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
关於谢临渊的待遇，会议没有太多爭议，谢临渊的待遇直接提升到了最顶级。
关於院士增补的討论更加热烈。
大长老指定了几个人选，都是名单上靠前的位置、在各自领域深耕数十年、学术造诣深厚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评上院士的老专家。
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谢临渊的项目团队中，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和贡献。
一位长老提出，可以走特別增补通道，不需要等到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大会。
另一位长老补充说，这批人的增补理由要充分，在谢临渊院士全条件超导项目中做出重要贡献。
这个理由，没有人能反驳。